东方愚：灾难面前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四川汶川地震牵动着亿万人的心。这是一场世纪灾难。所幸我们看到，震灾发生后，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分秒必争展开了大营救。

　　在企业界，捐赠成为不约而同的行动。IT企业充当急先锋，在本次捐赠中的表现令人赞许。一些细节值得揣摩，比如奇虎董事长周鸿祎在公司捐赠100万后，个人又捐100万，并称希望灾区孩子们能尽快走进教室。

　　社会各界向地震灾区捐赠过程中的几个细节值得重视。一是灾难发生后，传媒与企业界响应之广泛、行动之迅速，都优于以往。这固然与灾难之沉痛有关，但同样也是社会责任感增强的表现。

　　第二，新华社在5月14日发出的一则消息称，“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如联想集团柳传志捐款１０００万元、民生银行董文彪捐款１０００万元、新希望集团刘永好捐款５００万元等。这则消息同样值得揣摩：非常时期民企的善举以及官方对非公所有制形式的肯定，颇有深意。

　　第三，对于赈灾，现在越来越注重一种长效的机制，而非简单的捐款捐物。这一方面表现在一些企业及社会团体的结盟而动，另一方面表现在设立特定基金会、建立评估机制等措施上。

　　我们有必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近些年来，“企业公民”“企业社会责任”等词汇频频出现在报章上。但是，社会公众对不少企业的举措仍有颇多微词。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垄断国企的行动上，比如自己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对一年来善举的细节都描述出来，但对涨价等敏感话题却只字不提。这种缺乏第三方评估的“责任”显然是含有水分的。

　　汶川地震后那些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的企业家们，事实上是一个很好的教材，即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俯下身去”，与普通的消费者、民众有指尖与指尖的碰撞与勾连，而非上述那种高高在上的自圆其说。

　　当然，需要反思的也不尽是企业本身。企业选择向灾区捐赠固然可嘉，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者，并非就要对之呵斥。我国慈善机制不通畅不透明，这使得许多普通公民和企业家每每对捐赠心怀狐疑。

　　再就是我国的慈善理念普及工作不到位，这使得社会对企业的捐赠有着一定程度的误读。最明显的一种现象是，一些民众就捐款榜单中的企业作比较：按照实力，谁“应是捐得更多的”，或许就中资外资或国企民企作对比等，最后对一些企业褒奖有加，而对另一些企业嗤之以鼻。这种行为固然可以敦促大企业的行为，但就整个商业文化氛围来说，却是不和谐、不理性的音符。

　　汶川地震后，我们要总结的东西很多，企业界有必要以此为“契机”，重新考量自己的社会责任机制，有关部门也必须行动起来加以引导，促使整个社会慈善文化氛围向着良性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