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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精神和职业经理人的使命 |
| 2006-1-25 来源：中国营销传播网 作者：俞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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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精神 其实中国自古也有“职业经理人”一说，不过这个词的表达是“士”。从士的产生上来说，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王官失守，一部分接受过礼乐教化的贵族没落了，由贵族而沦为只保留贵族之名而无贵族之实的士民；另一方面，私人办学兴起，不少庶民甚至是野人、贱人有了接受礼乐教化的机会，由庶民转变为士。子贡曾问孔子：“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孔子的回答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在孔子的心目中，士的上品是内圣外王兼备的人才，既能对自己的行为怀羞耻之心，又不负重托，能担当一方重任的人。 孟子则进一步完善了孔子的思想。孟子说过，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总的来说，儒家所认为的“士”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并且，仁和道义是士的基本品格。士并不是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而是“知识劳动者”――这是彼得·德鲁克的语言。士是无恒产的，所以他们并不代表经济势力。但是孟子说“无恒产者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究其原因，正是曾子所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因为士具有独立不倚的人格，坚强、果敢的品质，因为在他们身上，负有重大的历史使命和落实这一使命所必须的艰难崎岖的人生历程。 对皇帝而言，士就是早期的职业经理人，或者是期望成为职业经理人的人。士一旦踏上仕途，就算是有了一个职业的平台。而为官的士，他就必须要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基础上加上忠君。但从本质上讲，士的价值观还是以“天地君亲师”作为排序的，对君权的忠诚是必须在符合道义的基础上的，也就是“天地”。 每个皇朝更替的时候，我们总能看到一帮平时受气的迂腐知识分子忽然成了杀身成仁之士。宋代，有陆游、辛弃疾之流，他们从文人变成了抗金的义士；明代，南明小朝廷和皇亲贵族早已溜之大吉，顾炎武之流的文人还在那里拼死抗争；清代，谭嗣同完全可以溜到海外，但是却选择以自己的死来唤醒国人的方式。 这些士难道都只是为了忠君？或者说是受了朝廷的什么恩惠？我看并非如此，南宋的小朝廷没有给他们什么恩惠，南明也没有。但是为什么每到紧要关头，出头的都是这些士而不是皇亲国戚呢？报恩不是一种好的解释，我想最好的解释，还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士的精神。 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一直是士的精神，清入关之后，遇到最顽强的抵抗不是明朝的军队，而是江南士人集结的抗清武装。这种士的精神，他们并不会因为皇帝的昏庸、朝廷的腐败而消失，他们并不完全是建立在忠君的立场上的，士的精神在于捍卫文化所赋予一个知识分子的维护传统的精神力量，在于不向政治势力屈服，在于捍卫自己的精神信仰。 职业经理人的使命 职业经理人实质上应该是一种士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士的精神在当代社会的思想传承。因为从本质上讲，他们至少有三点是相似的。首先，士和职业经理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正是教育让他们不仅仅是个“物质人”，他们更看重精神和道德层面的归属；其次，他们都不是生产资料的完全拥有者，他们唯一拥有的是知识，但是这样说也不全对，因为知识本身就是资本，所以他们也拥有生产资料，而另一个主体――组织――也拥有生产资料，两者需要互补；再则，在士和职业经理人的价值观排序中，“君”或者组织（公司）的排序也都不是第一位的，尤其对职业经理人而言，“专业”、“自我价值的实现”、“机会”远超过对公司的忠诚。 尽管现今的企业不断地在向职业经理人灌输“与公司共命运”、“这是你的船”之类无条件忠于公司的思想，但是这些灌输基本都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薪水再也不能换来以往的忠诚了呢？就在并不很久的以前，我们讨论的是“劳动”，而现在讨论的是“人力资源”，这个变化的产生是因为职业经理人拥有的是“知识”（它是资本，同时也是一个公司部分的生产资料），尤其是知识渊博、掌握技能的职业经理人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对公司的贡献和他的知识能产出多大的收益。一个公司越是成为由知识劳动者（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组织，其成员脱离该组织而加入其他组织就越是容易。 我们必须认清这个现实，从而才能找到职业经理人与公司之间价值与使命的交集。CEIBS的管理学教授肖知兴曾在《让我们更职业一点》一文中说过：上个班被人以死相逼，要求把公司的事情当命根子，是不是有点过了？……职业经理人讲究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不唱“以司为家”的高调，所以，他们下班也许不接公司电话，他们......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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